本文作者：陆昌友
编者按：浙大西迁遵义办学七年期间，英国牛津大学的陶德斯先于剑桥大学的李约瑟考察访问了西迁浙大，1943年4月，陶德斯到遵义参观考察西迁浙大，在短短的4天时间里，陶德斯与浙大师生近距离接触、交流，对艰难办学且成绩斐然的浙大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真的就是中国一流的大学。他提醒后来者李约瑟：“有一所学校你千万不要漏掉，那就是浙江大学。”
李约瑟在参观考察后称誉西迁浙大为“东方剑桥”。
本期，我们继续推出陆昌友老师的作品《陶德斯与遵义浙大》，一起了解英国牛津大学的陶德斯考察访问西迁浙大始末。
浙大西迁遵义办学七年期间，提到国际友人与浙大的关系，人们会非常自然地想到英国著名的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因为他在1944年的4月和10月两次造访流亡遵义办学的浙大，并且留下深刻的印象。同年12月16日，《贵州日报》就发文言及尼德汉（即李约瑟）教授称“联大浙大不啻牛津剑桥哈佛”。李约瑟回国后，与1945年10月27日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贵州和广西的科学》一文，文中赞誉：“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殊不知，更早于李约瑟与遵义浙大产生交结并给予极高评价者，还另有其人，他就是英国牛津大学古典文学家陶德斯教授。是他，比李约瑟早一年来到遵义浙大讲学，是他，向李约瑟推荐了在遵义艰难办学而且成绩斐然的浙江大学。
1943年1月18日，遵义子弹库浙大校长办公室收到一封来自陪都重庆的中英文化协会来函，函件中说：“英国学者陶德斯、尼达姆二氏将......来华作学术讲演，冀借文化之联系加强两国之友谊......”。
此时，竺可桢校长自上年12月17日因公出差重庆已达一月未归。行前，他就委托文学院院长梅光迪代理校长事务。梅代校长接函后，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很快就在信函上批复：“函复该会，本校欢迎两英国教授来校讲学数日。”同时，将信函在校行政谈话会成员中传阅。大家都认为英国学者来访意义重大，机会难得，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四天后，浙大就复函中英文化协会，对两位学者的来访和讲学表示欢迎。
4月29日，陶德斯教授由英国驻华使馆专员蒲乐道陪同，从重庆来到遵义。事情偏偏不凑巧，竺可桢校长又于3月28日出差去了重庆。一应接待陪同事务归了代行校长职务的梅光迪院长负责。
在遵义，陶德斯教授、蒲乐道专员在梅光迪代校长的陪同下，参观了散布于老城、新城的浙大校舍。他们的行程应该是这样的：先在老城协台坝与官井路交界处子弹库校本部校长办公室、总务处办公室、文学院办公室、心理实验室、气象测候所、教室、宿舍等转了一大圈后出发，朝子尹路先看遵义师范的男生宿舍和教室，又转到杨柳街，参观女生宿舍，再沿着城墙下到次东门，在城墙内外工学院各系作为实验室的数十间茅草屋和瓦房进出、穿梭，停留较长时间。然后，顺湘江河出东门，过中正桥，到何家巷三号、四号、五号的教务处、训导处、工学院办公室和教室、男生宿舍、食堂。光是何家巷三号大大小小十余个四合天井的院落，也够他们转上一阵的啦。他们的最后一站应当是丁字口附近、桃源山麓的江公祠——浙大的图书馆。
一路行来，看着那些用作教室、宿舍、实验室、图书馆的破旧祠堂、庙宇、草棚、瓦房，陶德斯心中颇有些不以为然：这哪里像是学校，简直就是难民营嘛！在这样的环境里如何学知识、怎么做学问？这不是在开国际玩笑吧？
在杨柳街14号候公馆的女生宿舍里，陶德斯审视的目光所及，是简陋的书桌、书架上堆得满满当当的各类书籍、笔记，他好奇地找遍整个宿舍，居然没有看到一面镜子。这让他惊诧莫名，当场大叫起来：“这怎么可能？她们是怎样生活的呀！要是在我们英国，恐怕早就造反啦！”他哪里知道，流亡途中的几次迁徙，好些女生的衣物或毁损于战乱中的敌机轰炸，或丢失在搬迁中的颠沛流离。为维持生活，在城内的中、小学兼课，也是几个人合做一件体面的外衣，谁去上课谁穿。镜子，就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了。但“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一心读书做学问，却是矢志不渝的。
陶德斯看到：在街头巷尾，一个个行色匆匆赶时间去上课的学生，哪一个不是布袋里装着、腋下夹着书籍、笔记本？在江公祠图书馆大厅里阅读、做笔记的师生，哪一个不是神情专注、一丝不苟？特别是当他看到国文、史地等学系的学生，把借来的书刊用绳子一捆一捆地背起来准备带回宿舍时，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这位处事认真的教授随即抽查了学生的借书卡，只见每一张卡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借书记录。此时，他回过头十分激动地对梅光迪代校长说：“我在重庆的那些大学考察时，也抽看过学生的借书卡，大多是寥寥数册，甚至还有空白的。你们浙大学生如此用功，将来必有所成。我很惊奇，也很佩服。”
4月30日下午三点，丁字口附近座无虚席的播声电影院里，陶德斯教授向浙大全体学生作演讲。首先由梅光迪代校长这个中国首位留美文学博士用流利的英语、以申述中英关系为主旨致欢迎辞。接着，陶德斯教授发表题为“英国近代教育之趋势”的演讲。担任现场翻译的则是国文系主任郭斌龢教授。陶德斯结合自己三十年的经历，追溯文艺复兴直至希腊文化，对英国治人和治于人的两种教育模式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最后，他提出三个问题：其一是上课问题，即阅读与笔记的关系；其二是研究专题与君子修养应齐头并进的问题；其三是学习的中心问题。他强调学习的中心“非为物质而为人生，其趋势必以社会科学之精进，而获其适当之中心当为努力之鹄的。”他的演讲发人深省，颇受欢迎。
当天晚上七点半，在老城柿花园一号教职员俱乐部，陶德斯与浙大教授就“英国文学与思想”展开座谈。一开始，陶德斯还真没当回事，以为只要几句必要的开场白，介绍一下自己，显示一下英国学者的绅士风度，再兴之所至，随便聊聊，也就算交差了。于是，他对大家说，他正在研究英国古典文学，专攻古诗，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互相探讨。他没料到，遇上的几位教授都是竺可桢校长“求是精神”的忠实拥趸，他们“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凡事认真，习惯较真。
很快就有人陆续发言，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都直截了当，不兜圈子。当有人谈到英格兰民族有悲观趋向时，陶德斯惊讶得差点跳了起来。他反问对方：“我们民族从来都是乐观向上的，从未听谁说过，我们是一个悲观的民族。你这样讲，依据何在呢？”
陶德斯的诘问没有难倒这几位胸有成竹的教授，他们纷纷从英国的古典文学中找出依据，有的还引用经典的英国古诗名句为佐证，更有人拿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诗篇与英国诗歌对照，说明英国人悲观的处世哲学。陶德斯更加惊奇了，倒不是因为这些观点有什么标新立异，而是惊诧这些教授对英国文学的熟稔，他们用流利英语背诵的古典诗歌，有的连他自己都没有记住。他想，这些教授该不会和自己是同行，也是教西方文学的吧。
座谈还未结束，陶德斯就迫不及待地打听这些教授的姓名和专业——“我乃郭斌龢，文学院国文系主任。”“我是钱钟韩，工学院机械系主任。”“我叫杨耀德，工学院电机系教授。”......没有一个是教英国文学的，这简直让他惊叹不已！
接下来，5月1日下午三点，在何家巷三号第12号教室，陶德斯教授向文学院学生作题为“英国态度之转变”的演讲；当晚八点，浙大组织教授多人，借用丁字口附近的社会服务处，与陶德斯教授举行座谈，讨论“中英合作”问题，气氛十分融洽；2号晚上，陶德斯教授又在何家巷三号的12号教室为师范学院学生演讲“中国教育之前途”。两次演讲都很受欢迎。
3日清晨，陶德斯教授一行告别热情好客的浙大师生，离开遵义，前往贵阳继续考察。在遵义浙大短暂四天的参观考察，与浙大师生的近距离接触、交流，由所见、所闻、产生所感、所悟，他对浙大刮目相看，认为这所破庙、旧房中生存、发展的流亡大学，真的就是中国一流的大学；而这些貌不惊人的教授、学生，真的就是中国崛起的脊梁和希望。要是以西方人的傲慢与偏见、戴着有色眼镜对这一切不屑一顾，那才真是开国际玩笑呢！
参考文献：李曙白、李燕南等编著《西迁浙大》，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遵义部分）第119期，遵义：1943年5月10日。
